2020年8月10日晚，清华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王令齐应厦大历史系之邀，通过腾讯会议作了题为《神庙与布施：缅甸泰米尔与孟加拉移民的记忆与空间重建》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澳门·威斯尼斯wns888入口历史系陈博翼老师主持。本场讲座系澳门·威斯尼斯wns888入口历史系主办“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的第七场。
王令齐，浙江台州人。北京外国语大学缅甸语言文学学士，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人类学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为缅甸南部的城市空间生产、族群互动，关切缅甸的南亚裔移民群体及跨印度洋的人员及商品流动。曾在缅甸、印度等地开展田野调查，熟练掌握缅甸语，并有基础的孟加拉、泰米尔语知识。
此次报告以“神庙与布施：缅甸泰米尔与孟加拉移民的记忆与空间重建”为题，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两个场所切入，简要介绍南亚裔移民大规模进入缅甸的历史，以及此后移民与当地原住居民的关系如何为城市规划等治理技术所型塑；第二部分则基于主讲人的研究，从缅甸南部南亚裔移民群体寻找或重构社区公共空间的行为切入，讨论此类行为与共同记忆之间的互动，以期对理解缅甸南部的殖民统治遗产、当代治理政策与族群关系有所助益。
作为陆上邻国之一，今天的缅甸与我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国境线；经由陆路，这两片土地有着长期的民间与官方往来，当中的互动与勾连千丝万缕。理解缅甸的过往与现状因而当有其较强的现实意义，而此场讲座应能增益多数听众对此的理解。
王同学以孟加拉文学名著《甘特先生》(Srikanta)的故事开始了本场讲座。此书系作者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Sarat Chandra Chattopadhyay）据亲身经验改编的自传体小说；因其曾于1903-1916年间在缅甸生活，书中大篇幅描绘了缅甸的人事物。同查特吉一样，当时还有大量的孟加拉人前往缅甸出任文员、公务员，为英国殖民当局服务。英国殖民统治下以加尔各答为中心的西孟加拉地区形成了相当规模人才储备，在缅甸建立统治的迫切需求面前，人们开始往缅甸流动；但流动也带来了问题：涌入的孟加拉人住在哪里？
王同学分享了仰光一座杜尔迦女神庙的故事。他指出，这一神庙的地理位置大致指明了当时孟加拉文员聚居地的方位。这一方面与神庙自身的性质有关：南亚、东南亚的印度教神庙、佛教寺庙以及清真寺往往不仅是礼拜场所，大量仪式节庆也围绕此展开，具有社区中心的地位；研究者亦可借助这些神庙解读大量信息。在农村，大部分聚落的格局围绕神庙展开，神庙因而既是象征意义上的中心，也是实体空间的中心。换言之，通过神庙可以了解一地的聚居格局。而城市中的情形亦大抵如此。
另一方面，当时的仰光并没有形成混居的格局；这种居住格局的分野在今天仰光的一些地名当中仍清晰可见。这是移民群体经济地位、职业、原乡地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诸如唐人街(t-yout tan:)、印度街(k-la: tan:)一类的地名反映了当时华人、欧洲人、南亚移民和当地人群之间相对明确的居住界限。
但这两种特征未必能够同时清晰地共存于仰光以外的其他城市当中。在类似毛淡棉的城市中情况可能大抵类似；但在空间尺度更小、人口构成千差万别的更小的城镇当中，这些特征就更为模糊了。在此意义上，仰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王同学在此援引两段叙述：第一段来自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其将仰光比作时代之潮中的浮沫，强调这座城市与传统缅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脱节；第二段的作者则指明这种脱节来自对他地殖民经验的复制，或言这一城市本身即是殖民统治与管理技术的再一次实践。但这两段叙述带来了两个问题，即：1.仰光具体复制了什么殖民经验？2.为何仰光如此独特？为何是仰光而非其他城市变得如此独特？
王同学介绍道，在英国人到来并建立统治之前，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今曼德勒附近的缅甸中部干旱地带。今天仰光所辖地域在当时是河口沼泽地附近所居孟人与克伦人的几个渔村；今天仰光许多孟语、克伦语地名是其遗存。英国进入缅甸之后开发了仰光及附近地域，推动了这一格局的改变。而在开发仰光的过程中，有两类重要措施值得注意：一是路网规划；二则是以标的为单位进行开发。这两类措施遇到分群体涌入的大量移民，对仰光的城市空间产生了深远影响。
具体而言，当时英国人在今天仰光的南部规划了横平竖直的路网，殖民者相信这种规划是“现代”、“科学”的，这一逻辑与今天曼哈顿等许多其他殖民地城市规划背后的逻辑无异。在此基础上，殖民当局将土地划分为许多小方格，每个方格作为一个标的开放竞标。标的分为五档，大致上，沿仰光河的土地最昂贵，地价随着离河流与主要码头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同时，英国人对土地开发设置了一些限制条件，特定地段的住宅需在中标一年内动工，另有些地段的建筑风格与装饰均有特定要求，变相对购地者的财力提出了要求；而在殖民地社会中，财力、社会地位和族裔身份往往是高度关联的，不同的人群便由此在空间上产生了分隔。另一方面，特定职业人群的聚居，如当时的莫卧儿街(Mogul St.)、32街(32ndSt.)，或是特定方言、地域群体因移民方式产生的聚居也普遍存在。仰光城区西部的华人社区即是一例，虽然此类现象在南亚移民社区更为常见。南亚移民群体在原乡的地域、方言、职业紧密联系，这些联系在仰光往往会被强化。再加上一些行政命令的引导，这种根植于英国殖民经验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在仰光重演，最后导向了华人、欧洲人、南亚移民以及当地人群相对分居这一居住格局的形成。
回到第2个问题，王同学为听众介绍了缅甸当地人所说的额辛伽墓(Ngazinga Ouk-gu)。墓地位于今天的仰光近郊丹林镇(Thanlyin),过去此地被称为沙廉（Syriam）。额辛伽本名菲利佩·德·布里托(Filipede Brito)，是一名葡萄牙水手，于1600年前后来到今天缅甸西部的阿拉干(Arakan)。由于出色的航海技术与领导才能，他被封为沙廉城侯。德·布里托在管理沙廉期间做了三件事：其一，脱离阿拉干王国并挟持其王子为人质；其二，击败缅人，实现偏安一隅；其三，通过海路与阿瑜陀耶建立联系。1603年，德·布里托获得果阿(Goa)葡萄牙当局的承认。自此，沙廉成为葡萄牙的商贸据点。
此时北边的缅人世界里,已经迁都因瓦(In：-wa’)的东吁(Taun-ngu)王朝内部出现权力争斗，一方落败前往沙廉寻求庇护，但三年后，沙廉最终还是为东吁大军所破。这个故事看似平淡无奇，却呈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第一，沙廉作为若开人的海军基地，与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结，德·布里托通过这种联结与海洋殖民帝国葡萄牙、当时的港城阿瑜陀耶建立联系。同时在地图上可见，沙廉与阿拉干仍保持着一段距离，当地的原住民也并非若开人，而是以近海渔业为生的孟人和克伦人。第二，沙廉是争斗中落败的东吁侯求助的对象；这一互动体现了其与北面腹地缅人世界的来往。同时沙廉也被视为一个抵抗的堡垒、一个可能的庇护所，则体现了其与缅人世界的距离，实际上，在1755年之前，缅人政权未对此地有过长期有效的统治。由此可见，沙廉及其附近地域与缅甸腹地以及海洋世界同时保有联系但又保持距离，处于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位置。
这种位置，对兴盛于伊洛瓦底江中游的缅人而言不是很重要，缅人政权长期依靠农业维持，对发展海贸无强烈需求；对沿海的孟人与克伦人而言也不是很重要，他们的城市规模小，以农业与近海渔业为生。如此一来，仰光处于缅人和孟人世界的双重边缘地带。但对于想要在孟加拉湾沿岸进行贸易的英国人而言，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若追溯英国进入缅甸的历史，仰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便一览无遗。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英国开埠阿恰布（Akyab，今称实兑）。该地离孟加拉非常近，但要前往缅甸腹地有高山阻挡。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结束后，英国人便决定开埠仰光。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全境之后，殖民当局借助伊洛瓦底江与后来陆续修建的铁路、公路，使腹地与海岸的往来变得前所未有的频繁，使两地间的联结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也使仰光成为今天缅甸这片土地上一个无可替代的枢纽。
英国人在仰光设立殖民机构、开通新航线，带来了资本的涌入、新的文化进入等等。仰光逐渐成为缅甸的政治中心、交通枢纽，也成为货物流动指向的集散地与新文化进入缅甸的节点，这是对旧有的空间结构的一种颠覆。仰光人有了区分仰光人与“乡下人”(ayat-tha:)的底气。在新的空间阶序中，仰光成为了高密度的商贸行为、文化交流、政治活动和殖民管治行为的中心，成为了缅甸当之无愧的“超一线”城市，南部、西部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如阿恰布、毛淡棉等）与曼德勒稍次之，再往下则是更小的城镇、乡村。
这种空间阶序也意味着仰光之类的城市中财富与工作机会的大量集中。而因为这样的集中，城市能够以各种方式吸引着大量移民。王同学展示了1931年缅甸各地南亚移民的分布地图，介绍了南亚移民数量分布与前述空间阶序高度相关的特征。而涌向缅甸的南亚移民潮的几起几落，王同学则通过展示1872-1983年仰光南亚(裔)移民的数量作了简要介绍，并指出1880年前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40年代日军侵缅、1948缅甸独立与1962奈温(Nei win:)政变上台是其中的几个重要节点。
在第一部分中，王同学从两个场所切入，通过三个故事，向听众介绍了英国殖民过程对缅甸旧有空间阶序的改变和颠覆及其对新的城市空间逻辑的塑造。浩大的人员流动在新的空间阶序与新的城市空间当中发生；移民生活在空间之中，又为新的空间所塑造。王同学在此补充道，相对分隔的居住空间催生了族群意识，为后来的许多冲突与变迁埋下了伏笔。
讲座进入第二部分，王同学通过介绍基于其在缅甸、印度等地的田野调查所获案例材料，介绍了在前述空间阶序遗产与变迁的城市空间格局中南亚（裔）移民群体寻找或重建社区公共空间的过程。
这部分讨论从1948年这一重要节点开始。王同学指出，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明确边界自此开始逐步代替原有的流动秩序，签证、居留证适用范围的扩张使得流动愈发困难；同时费边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在缅甸政府中占据主流，一些南亚移民的财物、地产被收归国有，一些人因此开始返回原乡。而之后的1962年在缅甸语境中是另一重要节点。奈温再次政变上台很大程度上为朝鲜战争的情势所促成，而自此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缅甸获得主导地位。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在经济上又主张国有化；在这一背景下，缅甸当地的南亚（裔）移民网络开始断裂，身份的流动变得不再可能；同时国有化的进程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居住格局无以为继，城市空间开始解体。这一时期南亚次大陆剧烈的政治变迁导致了许多档案的佚失；而奈温统治时期相对封闭的政策也使研究工作难以开展。包括对南亚移民群体的研究在内，目前以1962-1990年间缅甸为时空背景开展的研究寥寥。但这个时期的遗产，在今天却鲜活可见。王同学通过在缅甸南部地区与印度部分地区的走访与访谈，展示了当下南亚裔移民群体的公共空间如何被其对自身社区的共同记忆所塑造，又如何在寻找与重建的过程中发明新的记忆；而在这些互动当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作为少数群体的移民后裔在当下缅甸的境遇与身份焦虑。
以前面提到的莫卧儿街为例，60年代的国有化改革后，一些家庭急需另谋生路而选择搬迁，原有的社区聚居格局基本已不复存在；对今天当地神庙中礼拜的人群与管理人员的访谈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而在毛淡棉，一位从祖居的乡下进城出任庙祝的泰米尔人则感慨曾经的居民不知所踪。而其所在的神庙建筑风格独特，与一般的泰米尔建筑风格迥异。通过访谈，王同学发现这一建筑的诞生与旧有空间格局的破坏以及记忆传承的断裂均有密切关联。因由奈温时代的教育、出版管制等政策，一度繁荣的泰米尔语出版业无以为继，泰米尔人内部的教育也无法继续开办，两种重要的记忆传承方式被切断；加上南亚移民群体内部异质而多元的特点，在居住空间被破坏后也很难再组织社区节庆活动，因此新一代的泰米尔裔对原本的公共空间并无具体、确实的记忆。在当地局势走向开放之后，回迁印度的南亚移民提供了资金，但留在当地的泰米尔裔仅有对原乡“印度”的想象，最终种种巧合推动了这样一座独特的建筑诞生。
接着，王同学展示了仰光两座比邻的清真寺中参拜人群构成的差异，简要介绍了南亚裔穆斯林在空间阶序中流动时，对自身归属社区公共空间选择的策略；而与另一个改变自身朝拜场所、前往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 Shah II)圣陵礼拜的案例一样，在这两个案例当中均可见到前述记忆传承的断裂，以及在流动过程中寻找新的公共空间的需求，以及对越来越多的“正统”“印度”叙事的强调。这一现象与回迁印度的南亚移民群体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回迁群体在近四十多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居住格局与固定的公共空间，许多当年的回迁移民及其后代(无论宗教)将旧时城中留存的缅甸佛寺作为一个布施的场所，同时在自身社区开展奉水等布施活动，以此重演自身与缅甸之间的联结；但后期新建的、由缅甸政府支持的新佛寺却大多受到冷落，而成为一个服务缅甸旅行者的专门场所。
通过这种对比，王同学指出，在今天移民群体重建或寻找自身公共空间的过程中，缅甸的泰米尔与孟加拉（裔）迫切地发明与投靠着一些新的记忆与想象。王同学把这种迫切地发明与投靠特定记忆与想象的过程称为一种“焦虑”，并指出这种焦虑非常值得观察，并有待进一步讨论。
讲座结束后，在提问环节，听众就语言、田野经验、缅甸宗教、泰米尔神庙建筑等问题展开讨论，王同学也分享了自身的访谈经历，丰富了听众对缅甸移民群体、宗教信仰、城市空间等问题的认识。本场讲座通过腾讯会议直播，连同B站实时转播，观看人数峰值超过了4200人，展现了该研究的影响力。
（撰稿：洪钰琳）
